13、岁暮阴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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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冬天将将过去时候的事情。
我们有了一个新的选题：采访帝国战争中的幸存者。
台里的意思是要向帝国战争胜利七十周年致敬，所以一共要做七集，访谈形势的纪录片。于是全组人开始头脑风暴集思广益，最后定下来七集七个人，不同侧面，不同切入点——包括当年任傀儡政府公职的人、地下抵抗组织（后来统一被命名为“自由战线”）的成员、在“天网”下牺牲了家人的人、曾经参加过战争的人
到了最后，我们发现，我们还需要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作为整部纪录片的压轴。这太难决定了。
结果不知谁说了一句：张新杰不是还在世吗？
这话一出，所有人都静了下来。
张新杰，当年东北军的总参谋长。秋季大撤退的最初提议者，最后联盟反攻的功臣，建国三大元勋加在他头上的种种头衔太过耀眼，以至于令他一开始竟然不在我们的思考范围之内。这也难怪，因为他和他的同僚韩文清一样，早在五十岁左右便离开军界及政界，过着闭门不问世事的日子，便在报纸上，也只在每年节庆时候的“总统访问老战士”一类消息里出现。
但是，他也是战后重建的那一批人物之中，到了现在仍唯一在世的一位——毕竟，那距离现在过去了七十年。
“他会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这问题没人能回答。
意外的是，在和张新杰的秘书联系过后，对方竟极其痛快地答应了我们的采访要求，只不过地点时间都由他们决定。
我们自然一口答应，然后在时限到来的一周之前全组人狂补战争史，市里图书馆相关书籍几乎被我们一扫而空，到了做梦都会冒出来“天网”、“自由战线”、“抵抗运动”之类词汇的地步。导演和剧本熬了三天三夜熬出一份采访提纲，迈进张新杰位于首都郊外的家里时候，两人脚步都是飘的。
可是没有人缺席。
没有人不想见一见当年这位传奇元帅。
事实上张新杰比我们想象得还要精神矍铄得多。他身材不高，到了暮年也只是有些驼背，坐在那里仍沉稳如钟，一双眼睛丝毫不见昏聩——就好像只要他看你一眼，就能看透你心底隐藏的任何秘密一般。
我们都战战兢兢地各就各位。摄影准备好。化妆师上去为老人打了底妆——小姑娘手都有点儿抖，但老人十分配合。
记者坐在他对面。这是我们组里思维最敏锐的年轻人——他负责提出问题，但不上镜；他所需要的只是适当地引导话题向下发展，关键还是看被访者自身的配合程度。说句实话，我们每个人都在担心着，也许张新杰记得的已经不多了——毕竟他已经接近百岁。
“您还记得当年的事情吗？”
我们的记者以这样的问题开始了访谈。
张新杰坐在那里，对着我们的记者，点了点头。
“是的。所有的事情，我都清楚地记着。”
这不可能。这大约是我们那时直觉的想法。但是等访谈继续下去，我们才发现这恐怕并不是一句虚言——他谈起当年如何得到情报、发觉帝国对于“战略机器”的意图和那些长期渗入中央战术研究室的内奸时候仍然有条有理。
“你无法知道什么命令是可以相信的。也许总参谋部发过来的下一条命令就是让你率领军队走上死路。——当时我就是这样和韩文清讲。”张新杰说，他的声音不急不缓，带着老人固有的沙哑，但一个一个字都很清楚，“我们吵得很厉害。他不愿意撤退，他的性格就是那样。但是我跟他拍桌子，我说，我们是最后的力量。如果我们也死了，国家就真的没有人了。”
“然后呢？”
“韩文清当时发了狠。他将帽子一把甩在地上。我知道别人都吓坏了，因为他眼睛血红，就好像下一刻就要拔出枪来把我给毙了。我知道他不会。他知道我们没有别的退路。”
一时间屋里很静，静得能听到录像机运转的声音。即使及时撤退、保存了大部分生力军，对于东北军来讲也绝非容易的事情。他们被联盟重新编组，一度失去了绝大部分的控制权。张新杰和韩文清竭尽全力和联盟高层谈判这些在历史书上都记载着，但是听到那个人在你面前说出来的感觉是不同的。
然后我们的记者又问：
“那么，您对国内的抵抗运动所知不多了？”
“不能说完全了解。但是我认识两任‘发信者’——现在你们叫他们‘自由战线’，那是不正确的。”张新杰仍然平静地说。历史在他身上积淀成深潭，从他的目光中回照着我们，“那时候他们没有名字。因为名字是危险的。称呼也是危险的。在天网下只有沉默才是安全的。”
“您是指苏沐秋和肖时钦？”
“是的。苏沐秋是当年中央战术研究室‘战略机器’项目的总负责人。我之前只见过他一次，还是叶修介绍给我的。他们两个在第一次卫国战争时候认识，那时候整个‘战略机器’项目刚具雏形，苏沐秋刚接到调令从当时的第二方面军调走”似乎注意到我们的犹豫，张新杰补充道，“那是番号更改前的事情。”
“肖时钦则是国内情报部的部长。”
“没错。他最先将情报泄露的严峻性告诉我们，使得东北军能够及时决断并作出了清洗；但是在中央军那里晚了一步，”张新杰的眼神轻微地游移了一下，“叶修元帅殉职了。”
“您是相信战争中期那期‘思想案’的结论的人？”记者显然有些惊讶，“我记得当时揭露这件事的人的名字叫做喻文州。他是当年随着第一拨人撤退到大后方的，并一直在康州居住，是现代抵抗文学中的一位杰出代表。但是很多文学史家和历史学家都质疑他最后获罪的那一篇文章，因为那里面内容简直是匪夷所思。我们不怀疑那篇后来被命名为《迟来的真相》的文章在当时能引起怎样的轰动但是那实在太难以想象了。”
“‘我想，没有一个人会忘记三年前的那场战争。’”张新杰缓缓地念出了那篇造就了“思想案”的杂文的第一句话。这似乎让他陷入了思考，许久之后，他才接着说下去：
“我接下来说的话，也许你们不会相信。这件事情无法被证实。但正是因为那场审判，才终结了天网。除此之外我并不能再说什么了。”
这听起来确实匪夷所思。
事实上每一本讨论帝国战争的书籍都不会绕过“天网”，但是谁也无法解明“天网”和“战略机器”的本质。一切都似乎被什么若有意若无意地遮蔽了。为什么七十年前的技术能够做到现在人们尚不能做到的事？
有些事情直到现在也无法谈论。
“——什么是‘战略机器’？‘执行者’又是如何制造的？甚至，当时构建了整个地下反抗组织网络的‘收信机’也并不是老古董。”张新杰说，“这一切都来自于‘黑盒子’。”
“我听说，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阴谋史论。”导演插了进来——他紧紧皱着眉头，我们都知道他为了这次的采访看了多少材料。
“人们对于不了解的事情，就将它归纳为阴谋。”张新杰望了他一眼，“这是便利的做法。为什么会有‘黑盒子’，这件事已经无法再追溯了。我们所知道的，就是里面的技术各自流入了帝国和我国。帝国掌握的是制造‘执行者’的部分；而我国则掌握着‘战略机器’的基础理论。”
“即使如此，能达到‘天网’那种程度，也多少有些不可思议。”记者感叹道。
“只能说苏沐秋确实是一个天才。他做到了很多人现在也不能做到的事情：他制成了‘战略机器’的实体。可惜，随着首都的沦陷，这机器落入了帝国手中。我相信帝国本意是将其作为战略计算机的，但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它最终构成了监视的天网。”张新杰说着，“但也许这是一种幸运。尽管我们经历了可怕的被监视的时代——但这一代价的付出，使得帝国在东线陷入长期的消耗战。如果不是这样，反攻不可能会如此顺利。”
“历史是不可假设的。”
老人点了点头。
“但是您一开始提到，您只认识最开始的两位‘发信者’，对国内抵抗组织的运动并不了解那么您为什么会确信，反攻前夕的‘思想罪’审判和天网崩溃是紧密相关的？”
“因为我很熟悉叶修，我知道他不是轻易投降的人，在某个程度上，他和韩文清一样固执不知变通。”张新杰回答道，“而且我也认识喻文州。如果还有谁能讨论叶修的身份，如果还有谁能确认，活下来的人是不是叶修，那就一定是他。”
“为什么？”
这一声甚至不是记者问的。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待着这个答案——天知道我们在期待什么？还能有更不可思议的事吗？
“因为，”张新杰的眼神难得柔和下来，“他们是爱人。”
叶修。
一个曾经比韩文清和张新杰还要耀眼的名字。在第一次卫国战争中于第二方面军中以惊人的速度攀升的年轻军官，在那次著名的斩首行动之后，接过了第二方面军的指挥权，并全盘扭转了卫国战争的形势。他所达成的经典战役，现在仍作为战术范本记载在军事学院的教科书上。但是，由于在帝国战争中率先接受投降的污名——尽管很大程度上，主流历史学家认为他因为某种原因受到了傀儡政府首长陶轩的要挟——他的名字始终徘徊在荣耀和耻辱的边缘。这和他在反攻前夕、就因为肺结核病势恶化而在医院中离世也有关系——他从没有像陶轩一样，获得在公审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并得到总统特赦的机会（当然，这特赦更多地是为了使战后的国家不要因为被占领的历史而四分五裂）。
只有一个人，在战争中就为他的污名进行了辩护。
那就是酿成了反攻前夕的最大政治案件、唯一一起提交到傀儡高等法院的“思想案”的实例：喻文州和《迟来的真相》一案。
这位久居南方的抵抗作家，在被命名为《迟来的真相》的文章中指出，叶修一开始即在战争中死亡——而代替他对国会发表演说、促成接受投降的另有其人。
这几乎是戳了傀儡政府的心窝子。他在将文章送到杂志编辑部时候被告发，然后被当地的宪兵队送到首都。形势一度极其严峻，很多人都质疑是否会有公开审判。但在同情抵抗组织的大法官王杰希的运作下，这件案子仍然提入了公审程序，并在不可思议的平顺中开庭了。
没人想到开庭之后会同时发生那么多事。首先是广播台被人入侵，使得庭审的实况透过电波为千万人所知。几乎是与审判结束同时，始终悬在人们头上的，那面可怖的监视之网瓦解了——与此相比，作家最后的遇刺甚至都没有他的文章来得轰动：之前杂志社里的一位年轻人，将这份偷出来的稿子印成了单版报纸，立刻在南方自由州散发开来，这篇《迟来的真相》便被人口耳相传，抄成了无数种小册子在私下流传。
在极端的政治环境下，很多人都认为这是真的。国军的领袖，叶修，并不是一个可鄙的投降者，而是被傀儡政府不计一切地污名化了——这种思想，终于使得东北军的反攻变得极其顺利，在一些地方平民甚至是里应外合、自发组织成民兵来响应东北军的回归。
直到战争胜利数年之后，才有严肃的历史学家指出，这篇《迟来的真相》的意义更多在于鼓舞人心，并不具有任何严肃的史学参考意义。而另一位研究极权主义的研究者指出，正是思想也可获罪的事实，从根本上攻击了群体监视的意识形态；而历史上这两件事情的巧合重叠，构筑了一个完美的、关于极权主义和自由意志的比喻
这就是我们从书中能找到的，关于叶修和喻文州的一切。
没有一个字提及两人的关系。
我们不知道他们是相识的。
更何况他们竟还会是“爱人”——这种甚至不能用“恋人”“情人”来表达概括的、如此亲密不可分割的关系。
“这一真相已经被迫沉默了太久。”张新杰说，“一开始是不合适。陶轩不可能承认这件事情，他正在努力为自己摆脱罪名，而其余可作证的人都已经去世了。再后来则是因为各种理由延宕下来。时间越久，就越无法简单地说出真相。”
“还有别的人知道吗？”
“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张新杰眼边的皱纹仿佛刻得更深，“更何况，在当时，同性恋者本身便是污名化的。但是这件事早晚需要人知道。他们从小就认识，一直在一起。我和韩文清去叶修那里吃饭的时候，是他两人一起接待我们。”
我们所有人都看着坐在那里的老人。讲起以前的朋友时候他整个人的印象仿佛都抹去了棱角，和之前再不一样了。
“在听到你们的采访要求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一定要将这件事情讲出来。再等下去，就更没有人听我这个老人说什么了。”
——因为他是老人。他的衰老已经日渐抹杀了他证言的价值。我们都感觉到这一点，而张新杰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但是即使不被相信也没有关系。我能做的只是铭记那些名字，一直到我死去的时候。而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张新杰说到这里的时候，他那总是冷静而明澈的声音，便忽然温柔得犹如一场初春的雨，“——便是他们的纪念碑。”
最后我们经过一场漫长的、艰苦的讨论，才决定并不剪裁张新杰所说的所有内容。
真实应该被传达，尽管我们无法理解。
台里领导似乎并不太满意这点，他们指出内容有些紊乱无绪而且过于哗众取宠，潜台词是这位将军也许老糊涂了。但我们最后想办法拿到了播映许可。
事实上这七集纪录片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尤其是最后一集，收视率达到了破天荒的24.7。最后收视率数字出来的时候导演将我们聚在一起，开了一瓶香槟。有几个年轻小姑娘不知为什么哭了。
而之后，许多关于帝国战争的书籍都出版了。喻文州的文集。天网的研究。甚至连叶修的传记也重新抬上台面——学者找出十多年前籍籍无名的研究论文，说是早就有人检查了当年在教堂里保存下来的出生记录，叶修确实有一个孪生兄弟，名字叫叶秋。
这一切可能是真实的吗？
但是历史学家说了。孤证无法成立——一个人的言辞无论再如何合理，也永远无法成为被历史所认可的证词。
这大概就是结果了。
人们可以选择相信或不信。但谁也无法论断真实。
——至少在那一天之前，我一直这样认为着。
而那一天，台里决定将七集纪录片做成纪念装DVD，又派我去制作宣传册。为了这任务我翻出当时摄像照的照片——他带了最好的相机去采访，之后选最满意的几张翻印成十七吋大相片，细节很是清晰，特地给我一份做纪念。我决定按这批照片去问他要电子档。
而就在这时候，我注意到了张新杰那张照片上，我从来没有注意过的一个细节。
那是在老人身后的书柜上的一张照片。
我仔细地看了又看，最终冲到摄像那里让他把原始电子档给我，然后拿回来放在电脑上放大细看。
那是两个中年男人的合影——说是中年，大概就是四五十岁的感觉，他们穿着休闲的衣服，站在不知哪里海湾前面，左边的笑得有点儿痞气，右边那个则看上去像个大学教授，文文雅雅，对着镜头温和微笑着。
我注视了那张照片许久，才拉开抽屉，把新买的那本叶修的传记拿出来。
扉页上的黑白相片，看起来便是左边男人的年轻版本。
这应该是不可能的。
可能他们只是长得很像。又或许，这个人便是被历史学家考证出来的、名为“叶秋”的孪生弟弟（可是张新杰为什么要保留一张叶秋的照片？）。更何况我们并没有找到任何喻文州的图像资料。这位作家只留下了两本杂文集和一本早年的短篇小说集便消失了。只有一二个他当年的学生说过，老师极是儒雅，总带着温和的笑容。
这应该是不可能的。
我对自己说，慢慢将窗口关上。做到一半的封面文件跳出来：一面石碑上，文字尚未镌刻上去。
——这便是他们的纪念碑。
我对着电脑，想了很久很久，打了两个字上去。
荣耀。
Ende.
作者有话说
第13章 岁暮阴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