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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冥府的欧律狄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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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年的夏天,抱着雄心壮志的亨德尔来到汉堡。我是他第一个认识的人……最早他坐在歌剧院的管弦乐团的最后面拉小提琴,他的表现可以用一个冷幽默来描述:我们感觉他数数甚至不能数到五。但当我们的大键琴手离开之后,他用他的能力说服了所有人他可以取而代之。此刻他展示了他的真实才能,所有人都无容置疑,我也是不例外。”
——约翰·马特森,1703年,时任汉堡公共歌剧院作曲家
“18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对于我而言五味杂陈。”泰勒曼说道,“1706年我与Amalie结婚,15个月后,在我们女儿出生的第6天,她因为并发症而永远离开了我。你无法想象这几个简单的数字背后对我的长久的伤害。那个时候,我在Sorau,在法兰克福,为各界名流疯狂地工作着,我希望借我对于工作的投入消解我的哀恸,无奈即使是我梦寐以求的音乐事业的成功也无法抚慰我。三年半后,我和Maria再婚。她是个贤内助,至少在早年……”他欲言又止,“家庭的变故让我无意再探索海外市场,我已经决意在德国本土发展。是的,离开学校后的弗雷德和我难以避免地追寻着我们各自的轨迹,进入了各自的圈子,不由得渐行渐远。”
“但感谢上帝,我们拥有的共同好友,让我们在这一系列人事变故中没有完全断绝联系。至少是没有完全断绝音乐的联系。约翰·马特森……一直在我们之间搭建桥梁,我打心底里感谢他。可是,我心中有两件无法原谅他的事。第一件事是1704年,他和弗雷德为了争抢歌剧上演的优先权而拔剑搏斗,约翰差点杀死弗雷德,幸好弗雷德大衣上的纽扣挡住一剑,救了他。第二件事… …说出来可能比较出于我的私心,就是约翰是直接影响亨德尔后来去英国发展的那个人。和今日不同,英国对于我们这些久居欧洲大陆的人而言,不仅仅是一个英吉利海峡,而是千山万水……”
“真是莫大的讽刺,当自己多年辗转最终决定在汉堡定居的时候,那个过去常常在汉堡的人,已经决定永远定居英格兰。我何尝不知道,在交通如此不发达的18世纪20年代,这一分居就意味着永别。我追忆起少年时我们的约定……多么讽刺!多么一语成谶!是的,俄耳甫斯确乎听从了欧律狄克的劝告,他把欧律狄克留在冥后那里,永远不再相见……”
“从1703年到1723年这么20年间,我们的交集非常有限。”泰勒曼说道,“如今的传记常常说我和亨德尔是一生的好朋友。但是在我们生命的那么20年间,我感受到造化在刻意考验我们的友谊。不,我甚至不知道我们那时还存在不存在友谊,还是只有回忆… …”
“我何尝不想再与他相见。然而,抛却音乐,他的行踪如此捉摸不定,他的个人生活如此神秘,不仅仅是我,许多人也被他拦在门外。——在魏玛的时候,我认识了塞巴斯蒂安(巴赫),”泰勒曼说道,维瓦尔第眨巴眨巴眼睛表示在听,“我们对于音乐和诗歌的共同爱好让我们很快成为了朋友。1717年的时候,我成为了他的孩子卡尔·菲利普·伊曼努埃尔的教父,卡尔也因此有了菲利普这个中间名。-----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直接地受到了你的作曲风格的影响。”
“得了,”维瓦尔第俏皮地说,“你大可只讲你们三个人的故事,不必刻意提及我。你的音乐后期反过来影响了我,我后期的加兰特倾向你必须要付一个责任。”
“好的,我负责,”泰勒曼说,“嗯,我刚刚说道哪了?巴赫一直以来非常想见到这位哈雷作曲家。17……19年,”泰勒曼说着拿起手边的一本自己的传记确认了一下时间,“巴赫跋涉了35公里从科滕来到哈雷,只希望见到亨德尔一面,可是亨德尔恰好在前一天离开了哈雷;1730年,巴赫的孩子威廉·弗里德曼来到哈雷邀请亨德尔去莱比锡游玩,但是亨德尔回绝了。这些事情并没有特别改变我对我这位少年时期的老朋友的印象……”泰勒曼说,“然而,我确实感到许多事情还是无可避免地改变了。我读着他1717年的《水上音乐》,深受打动,1723年我试图写作我个人版本的《水上音乐》:《汉堡潮汐》,但无论如何,我知道我是比不上他的,他已经不是那些年初出茅庐、崇拜Kuhnau的哈雷少年,他的天才领导着他与他的野心,向至极靠近。让我感到光阴荏苒的,并不仅仅是在事业上的建树,还有个人的改变。他的名气是那么大,他的肖像一幅幅地被印刷出来,他也像吹气球一样,越来越胖,越来越胖,越来越胖……”
“我感觉在谈这些严肃而专业地传记体版的叙事之后,忽然出现这么多‘越来越胖’的叠加是非常窘迫的……”维瓦尔第看着有些抓狂的泰勒曼(他正在喃喃自语“他吃了那么多烤鸡、黄油、鲑鱼、啤酒”)说道,“虽然所有看过亨德尔早年和他中年和他晚年的肖像的人都会和你有一样的感受。”(泰勒曼还在继续他的亨德尔食物名单“巧克力、红酒……”)“——菲利普!停下!你已经列举了18世纪几乎所有食物的名字了!”
“哈!真的么!”泰勒曼从发胖的可怖幻想中回过神来,”我猜想刚刚我一定将回忆与现实重叠了——我真的很担心他等会真的买了这么多不健康的食物回来。说实话,我一直在劝说他多吃素菜,减少食物与酒精的摄入,我甚至拿出他的传记告诉他这么吃不仅仅是体重问题,这也是晚年他关节炎,中风,失明背后的原因……”
“你不必担心。我可以肯定他会买很多不健康的食物回来,”维瓦尔第绝望地说,“尤其是他和塞巴斯蒂安一起出去购物。”
泰勒曼一脸扭曲,不过很快他选择还是继续讲述当年他的忧虑。“当年的我非常怀疑,是否名利已经永远改变了我们。我们不可能是那年亲密无间两小无猜的少年,也不可能回去了。一切的交往变得礼节与程式化。他在英吉利海峡那端的形象,也随着各类矛盾冲突和有关于他个人古怪个性的传言,在迷雾中越发模糊… …”
或许之前由于马特森的一些作为,泰勒曼难免对于这位他与亨德尔的共同好友有些意见。然而1724年,感谢马特森,泰勒曼和亨德尔用一种独特的方式重新取得了联系,一切似乎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哈雷,那时两人完全信任对方,毫无猜忌……
这种方式就是歌剧的改编。
1724年,当泰勒曼费尽心思终于在汉堡歌剧市场与Keiser的争夺战中获胜,取得市场的他并没有急于上演自己的歌剧,而是主要上演亨德尔的歌剧。在马特森的协助改编下,亨德尔的歌剧伦敦首演一完,泰勒曼紧接其后就在汉堡上演。亨德尔也没有忘记报答他少年时期的伙伴。泰勒曼的餐桌音乐还没有出版,亨德尔就抢先预订了一本。之后,他迅速地在自己的歌剧Belshazzar里借鉴了泰勒曼的餐桌音乐。相比而言,巴赫很久以后才购买了泰勒曼的一本餐桌音乐,当然也借鉴了一下。(援引自Richard Petzoldt, Georg Philipp Telemann (biography), 1974)
亨德尔的改编技巧是与巴赫截然不同的。当巴赫面对维瓦尔第的一首协奏曲时,他保持了原作的完整无缺,兢兢业业小心翼翼地一小节一小节地,添加上和声的厚度与对位的灵动。亨德尔则不是这样,他或是取此处的几小节、或是另一处的几行通奏低音,甚至在各个作曲家、不同作品间信手捏来;即使当亨德尔使用较长的引用时,他也会赋予它新鲜的目的与形态,转化为全新的创作。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当维瓦尔第为巴赫呈现一个蛋时,巴赫将它变为了一个复活节彩蛋;而亨德尔则是将各式纤维编织成了繁复的织锦。(援引自E.T. Harris, George Frideric Handel: A Life with Friends, Making and collecting 1738-1750)